在美国听“文革”课丨麦克法夸尔丨文革的剩余价值丨我为何研究文革丨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丨“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丨坏事如何变好事？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等方面，考察了1956－1960年间中国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中国党内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起源作出了判断和解释。然后1960年后的《第三卷》，大陆木有出版……
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1930年12月2日－），译作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文名是马若德。是历史及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前英国政治人物，专精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马若德195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远东研究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成为《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报道中国新闻。在代表英国工党多次参加竞选后，他于1974年被选入英国下议院。但是不久以后，马若德开始批评工党领导层，这导致他在1979年失去了议席。1981年，马若德转投社会民主党，同年被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2005年马若德任费正清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曾担任《中国季刊》主编10年。主要研究中国当代史，尤其擅长文化大革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编。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
在美国听“文化大革命”课
甫到哈佛，正是新学期的开始。各类课程、讲座的告示，贴满了校园。学生们背着书包，夹着厚厚的课本、讲义，个个行色匆匆。整个气氛既紧张又有条不。
当然在这纷忙景色中最能吸引我注意的，还是哈佛怎样进行有关当代中国的课程。事有凑巧，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文化大革命”课在１月底正式开讲。于是，我这个“陌生客”便也跻身于急匆匆的行列之中。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文化大革命”课竟如此风靡哈佛，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以致原由校方安排的教室因实在拥挤不堪而连续更换新址。
据统计，今年（一九九七年——编者）选修“文化大革命”课的学生共计３７０人，分为２７个班。校方仅助教就请了１０名（按美国的上课方法，教授一周授课两次，每次一小时，然后即分班讨论，助教再在小班上提供进一步的辅导）。在以提倡文化多元、学术自由和分散管理为标榜的哈佛，出现这样规模的“大课”，是近年来少见的。关于这其中的原因，以及它同当今美国社会某些变化着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下文略作分析。
“文化大革命”课是作为“外国文化”类的课程提供给学生的，对可能相当多的哈佛本科生而言，“外国文化”是一门必修课，也就是学校所说的“核心”课程。这即是说，不管专攻理科还是有意在文科方面发展的学生，都要有“外国文化”课的学分。据说，哈佛管理层有这样的看法：哈佛的学生不仅要熟习本国文化，更要对外国文化有所认识。显然，这样做是颇有眼光的。
但是在我看来，要从纯文化的意义上理解，“文化大革命”课更像一门历史课程。因为它的主 33 45166 33 15287 0 0 1493 0 0:00:30 0:00:10 0:00:20 2959 33 45166 33 15287 0 0 1360 0 0:00:33 0:00:11 0:00:22 2959 33 45166 33 15287 0 0 1260 0 0:00:35 0:00:12 0:00:23 2996 33 45166 33 15287 0 0 1128 0 0:00:40 0:00:13 0:00:27 2767题是叙述已经过去２０余年的中国的一场政治运动。而其考查的对象和研究的方法，也都是以历史事件间的相互联系与发展为目标。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同国内“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已相对固定的布局有着很一致的地方。那么，哈佛为什么要把它当作“外国文”类的课开出来，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学生，是很耐人寻味的。
下面是“文化大革命”课程的授课提纲。连同概论共分为６个部分２３讲，现抄录于此：
１．“文化大革命”概论
第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起源
２．帝国统治秩序的崩溃，１８３６—１９１６
３．中国共产党的胜利，１９１７—１９４９
第二部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４．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稳固，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５．道路分歧
第三部分：第一次排炮
６．批斗“三家村”
７．“炮打司令部”
８．毛征服了首都
第四部分：红卫兵的兴衰
９．校园革命的迸发
１０．“一月革命”和“二月逆流”
１１．毛对战友的清洗
１２．反作用力：武汉事件
１３．红卫兵的上山下乡
第五部分：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１４．林彪的神化
１５．打开对美国的大门
１６．林彪的失势与败落
第六部分：争取毛泽东接班人的斗争
１７．“四人帮”的兴起
１８．邓小平复出
１９．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威胁
２０．周恩来之死与八平方事件
２１．毛泽东的去世与清洗“四人帮”
２２．不堪回首
２３．“文化大革命”的遗产
关于这门要持续３个多月的课程的宗旨，麦克法夸尔教授作了如此的概括：它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中这样一个结论，即：“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延续１０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进行验证并试图接近于真实。
为了使绝大多数从来没有听过有关中国课程的学生，易于理解中国六七十代发生的一切，主讲人显然认为，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１９世纪以来中国面对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所做出的反应，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最终夺取政权和至１９６６年以前的中国国内政治状况作一交待是必要的。这就是我们在提纲中看到的前四讲内容。
在进入“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分析时，麦克法夸尔教授事实上要向学生交待下面的几个重要观点：首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应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９年，是摧毁旧的政治精英与红卫兵运动兴起与衰落的时期；
第二阶段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事实上是以林彪集团占支配地位为主要特征；
第三阶段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６年，则表现为由谁来继承毛泽东的斗争。
其次，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过程，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发展。
一方面，毛泽东首先打倒彭、罗、陆、杨，继之废黜了刘、邓，这是以上层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用以摧毁党的基层组织和结构。
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这种以无约束的社会来破坏国家结构的事情，在共产党国家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苏联，斯大林也只是用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来攻击和削弱另一部分。而中国“文化大革命”则是引发整个社会的动乱和斗争。这种斗争的长时期结果，就是党在国家中的权威遭到破坏。
于是，又造成了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重大的政治后果，就是以林彪为首的一批军人地位得到抬升，并最终威胁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再进行反对林彪的斗争。
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希望那些同他一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这是主要指江青、张春桥等），能将这场革命的精神和他的思想遗产保持下去，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四人帮”的垮台和毛泽东试验的终结。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最终的接班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无缘在偌大的课堂上对“文化大革命”课程评论什么。
但是，当我看到几百名年轻的大学生，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发生在遥远中国的一段往事，并或多或少并不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难以把握六七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之下，从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一场动乱这样关键之处的时候，是有着相当的遗憾的。特别是当课堂上放映关于红卫兵造反与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状态的电影纪录片时，我是很不自在的，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
然而从哈佛大学授课的标准看，“文化大革命”课是相当成功的。麦克法夸尔教授用语生动、善于表达，使学生们十分专注。这使我想起最近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看到的一些情况：凡是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东亚、环太平洋地区的课程、研讨会，都是场面热烈，听者多多。其中的原因可以说不难理解。就在不久前，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纽约时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６日的一篇报导公布了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对美国２７７２所高校学生选修外语的人数进行的统计，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５年时间里，美国大学生中选修中文的人数，增加了３６％。中文成为美国大学中排名第６位的最热门语言。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调查者没有正面回答，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执行主席说了下面一段话：“学生在选择自己研习的外语方面，通常变动很大，但这种变动总是反映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向。”我想，此论诚为有见地之言。中国近年的发展令人瞩目，而这意味着众多的机会和巨大的市场。如果说，中国正以自己的进步走向世界，那么世界也必然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再度在哈佛（１９８８年麦克法夸尔教授第一次在哈佛讲“文化大革命”课，有７００余人听讲）走红，未始不是令我们自己发奋和激励的契机。
麦克法夸尔：我为什么研究文革
近日，美国著名历史学及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以“海外中共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为题，应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之邀发表演讲。
一. 悲剧从兄弟分裂开始
研究历史难免遇到困难。1921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中国历史也是一种政治。在东欧处于共产主义体制时，他们曾认为“作为共产主义可以面向未来，但了解过去比预测未来更困难。因为他们的过去都是失败的历史。在历史上，他们很难确认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也可以同样用于说明1945年和1981年中国所发生的事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有成功也有悲剧，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的历史。我在考察中共领导体制时，我把它看成水浒传里结义兄弟一样。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像现在在座很多人一样，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他们当时确定的主要目标是拯救中国，这帮兄弟团结起来，他们接触挫折，经历长征，但他们还是团结在一起。【编者注：对革命的理解的差异，是导致最终分歧的根源，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提出的“救亡取代启蒙”，实际无非是用一种启蒙来反对文革本身的启蒙意识形态，看不清这一点，也就没办法真正理解文革的思想所在。当然，承认文革有其思想意义，也绝不等于承认文革有其发动必要。现代启蒙圣人的追求便是弥合理论和实践的鸿沟，这显然是造成极左抑或革命激进主义的源泉所在。】
这是一个兄弟之间开始发生分裂的悲剧，我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们之间的这种分裂是党的一个悲剧。第一个悲剧就是，1953、1954年的高岗事件，另一个悲剧是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最大悲剧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邓小平努力保持党的团结，当然你们也知道，那个团结也没有维持多久。
二. 党史需沉淀之后才能理解
我今天不想讨论党史的细节，我只是想通过我个人的角度，讨论一些研究中国史、研究党史的方法。
第一点，仔细阅读文献，阅读官方文献。第二点，研究领导人回忆录。大家知道，当年事件中受牵连的那些人都写了回忆录。这些幸存者的回忆录是想让他们对中国的贡献能够被铭记，这些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或不重要的事情，通过记录，能够有一些线索，让党史的一些细节被外界所了解。【编者注：最近几位文革悍将的逝世导致其回忆录走红坊间，特别是张春桥、戚本禹回忆录】
读著作过程中大家需要透过字里行间，读到里边东西。历史学家他们也想说一些真话，但是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直接。有些作者通过对领导人讲话进行注释，来告诉大家他真的想表达什么。我希望大家在看材料时候，希望能看一些民间资料，可能大家能够比较平常的一些材料里面，能发现一些东西。
在一些重要资料的材料里面有很多图片，我经常翻看，你会看到中共高端人物照片间的一些规律，比如1957年毛泽东有一次和民主党派人士开会，领导人站在前面，照片里面没有刘少奇，而其实这一次会上发表新中国建立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话。从这样一个照片，我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在关于整风运动这件事上，有不同的看法。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可能感觉生活在这个大的世界，因为毛泽东经常总结整个世界的革命形势。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别的国家也有发生。
三. 党军关系：中国共产党依靠军队
我非常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毛泽东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毛泽东时代，两个非常有名的国防部长元帅，林彪和彭德怀都被清除掉了。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非常确切的、官方证实的证据，来说明为什么毛泽东会清除掉自己的继承人。
依照苏联习惯，领导人讲话讲稿里会标明哪个地方有掌声，哪个地方有更大、最大的掌声。在我的印象里，中共只有在八大报告中用了这种方式。我们仔细研究，这篇讲话里哪一部分是有掌声，哪一部分有雷鸣般的掌声?你会发现关于百花齐放的地方掌声不那么热烈。我跟北大专家对话时，我的问题是谁决定了这件事情，是当时的宣传部长自己决定，还是在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刘少奇决定?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
中共历史上应该有三位主席，毛泽东，华国锋和胡耀邦，但是在胡耀邦担任主席时，这个主席职位改成总书记了。毛泽东在40年代用的这个名称，邓小平可能认为主席跟中国历史联系太沉重了，他不想再追寻毛泽东路线。【编者注：以总书记取代主席，也是因为邓小平在建国之处便担任总书记一职，这一职务的实际含义一开始定位为党的秘书长。】
四. 毛泽东时期历史比毛本人还难谈
谈论毛泽东时期的这段历史，比谈论毛泽东本人还困难，我们一般不知道毛泽东当时在想什么东西，毛泽东比较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他没有自己日记，我认为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不好的事。如果他有的话，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来讲，能够有更多考据。
可能对一些他身边工作的人来讲，在描述他这个人时，在历史上，是一个伟人，但我们研究他的时候，要把他看成一个像我们大家一样，普普通通的人，从我们常识的角度来研究他做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世面也有一些关于他个人的传记，对于这些东西的看法，我认为实际在座各位，需要用自己的脑子，来研究当时真的发生了什么。
五. 文革是因为毛泽东想打碎官僚机器
对于中国文革的起源和终止原因，首先毛泽东认为中共与苏共之间长期存在矛盾，当时苏共已经渐渐脱离了共产主义的路线。其次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毛泽东也希望发展经济，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发展经济的道路，在他看来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偏离。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也让毛泽东担心其死后会不会发生类似事情。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认为1949年以后的国家机器已经成了压迫人民的东西，而“文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器打碎。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第一次伟大的革命。中国有一个趋向：大家没有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文化大革命也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你会发现中国政治史有一定规律，在每一次大革命之前都会有一些重大事件。【编者注：这些看法显然不符合党的历史决议，我们要批判接受。】
麦克法夸尔：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2015年10月12日，颇受关注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京结束。这次大会的与会嘉宾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及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于13日下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海外中共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为题进行了一场讲座。【编者按：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对上面一篇讲座的摘要】
时隔15年第二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85岁高龄的麦克法夸尔教授精神矍铄，近一个小时的讲座发言中，他向听众讲述了自己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以及存在的疑惑，随后一小时的交流中，麦克法夸尔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
研究中共党史，特别需要注重历史细节
除了官方文献记载、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及地方史料之外，影像资料同样值得注意。麦克法夸尔教授举例说，1957年中共曾在北京举行由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留下了毛泽东与各位领导人的合照，唯独没有刘少奇，后来发现，刘少奇当时去了上海，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由此细节，可以判断，毛、刘二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反右”运动持有不同的看法。【编者注：这个办法的确很犀利，实际上也适用于当下】而阅读文献资料时，对于细节的把握也同样重要，比如中共发表的谈话文件中，所下的注释尤其值得注意，或许这里就能体现其真实想法。
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讲座最后，麦克法夸尔教授说，谈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比谈论毛泽东本人更困难，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毛泽东没有自传，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收集过他写过的一些片段，但是后来并没有整理。这是一种欠缺，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件好事。研究毛泽东，研究者应该思考当时发生了什么。
“文革”是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主要研究课题，围绕这个话题，听众提出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麦克法夸尔认为有四点原因：
首先是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当时苏共已经渐渐脱离了共产主义的路线；
其次，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毛泽东也希望发展经济，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发展经济的道路，在他看来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偏离；
再次，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令毛泽东开始担心在其死后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最后，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特别不喜欢现存体制，在毛看来，1949年以后的国家机器已经成了压迫人民的东西，而“文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器打碎。（澎湃新闻记者 林夏）
文革的剩余价值丨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
两个月前，香港小雨微凉。中文大学沈祖尧堂里，一批国内外中国研究学者、历史学家围着圆桌，目光齐齐投向正在说话的英国老人。他们中许多是他的学生，其中多数是世界名校的教授。老人演说的时候不时展现自己的幽默感，逗得台下的人呵呵笑—在会议开始前，他们互相握手拥抱，气氛像是一场老友聚会。
老人叫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文雅名马若德，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专家，其“文革”研究更被视为学界权威。马教授曾是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年过80的他西装革履，正在台上介绍自己的著作，“文革”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其中第三卷中译本刚刚在香港首发。
三部曲的第一、二卷曾在大陆出版，据马若德学生欧阳斌回忆，当时出版社未问过马本人就将其名字翻译成“麦克法夸尔”，“马若德”一名却鲜有人知，现在马教授的中文名片里，索性就用了“马若德”的名字，而将“麦克法夸尔”放到了括号里。
研究中国，是为了找工作
作为最早研究“文革”的学者之一，在“文革”刚刚发生的时候，马若德已经在关注它了。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他发表了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发表了第二卷，梳理“大跃进”；1997年，第三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来临1961-1966》发行，横跨23年。
马若德将“文革”追溯至1956年，那一年里中国合作化完成，苏共二十大召开，随后的一系列事件成为“文革”的源头。最初，马若德的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随后将重点转向“文革”。按马教授自己的话说，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在研究“文革”，一路关注“大跃进”、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突然就到‘文革’了”，一些他长期关注的领导人不见了，这引起了他对“文革”的兴趣，回望过去，他便看见了“文革”的起源。
马教授说，最初的材料很少，主要是借着《人民日报》、《红旗》和广播等。随着越来越多资料的开放，今日若是再提笔，怕是可以重写这三部曲，不过他仍认为其中主线是正确的，新开放的材料也有许多支持了他的论证。马若德指出了“文革”残忍的一面，但也认为“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因为中国之前已经在混乱和倒退的错误道路上走太远了，让中国的领导们决定做些改变。”
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卷序言中，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现代史学家廖盖隆写道，马若德注重对历史事件中人际关系的分析，但又透过人际关系的表象指出建国以来中共领导层的分歧来源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不同认识，马若德搜集整理资料，从政、经、文各个方面，从中央、地方到基层各个层次，其分析研究功力让人印象深刻。
马若德的“文革”研究三部曲曾获“亚洲研究学会”1999年度Joseph R. Levenson（列文森）奖，表明这是英语世界最优秀的中国研究著作之一。
但马若德研究中国的初衷却很简单——是当年为了找工作而做的决定。
1950年代，马若德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学习，受费正清指导，硕士毕业后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做记者，成为“初出茅庐的中国观察员”。年轻时，马若德想从政，在英国从政往往需要有工作经验，他不想像其他人，去做律师或者做教师，做记者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他觉得就算从政了也可以继续写文章，二者兼顾。英国的全国性大报集中在伦敦，当时业内有规定，新人要先到地方锻炼三年，之后才“或许能争取到全国性大报工作的机会”。这让马若德觉得前景不明朗，于是他想到一个选项，“就是懂些别人不懂的”，这样业内的人就不能说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三年所以拿不下工作。
“而当时中国刚在几年前发生了革命，报纸似乎会对中国感兴趣，所以我决定研究中国，当时很少人研究中国。”
马若德和纯粹的学院派不同，他在政界、媒体界、学界都有所作为。年轻时加入英国工党，做了议员，一度供职于英国外交部，做过BBC国际新闻节目主持人，也参与创办了至今享誉中国研究学界的《中国季刊》。马教授曾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高层会议的议事程序顾问，曾在哈佛任教的李欧梵曾提到，“开会时遇到程序上的难题，校长都会和他耳语，向他请教，全是绅士派头”，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之前，也特意向马教授请教。
在哈佛大学讲授“文革”课
1988年，受哈佛大学校方邀请，马若德开设了一门专讲“文革”的课程，当年报读的学生多达千余人，正式注册800余人，由于助教不够，不得不用“摇奖”的方式，最后只选了700个学生，更要紧的是，哈佛没有那么大的教室，只好启用了桑德斯剧场。这个剧场一般在举行重大仪式时才动用，比如博士学位授予仪式。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亦是马若德的学生，他曾撰文回忆道，“我见识了麦克法夸尔的口才，面对这么多人，他滔滔不绝，讲的内容精彩万分。”
这门课陆陆续续开了20多年，已然是哈佛传奇课程。授课时，马教授必须在第一二节课向学生介绍中国的政治历史背景，从秦始皇说起，介绍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再到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史。当时的学生多是美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特别是在马教授意识到这是当时唯一一门所有学生都能选修的中国研究课程后，这种背景介绍显得更加重要。
经历了首年的爆满后，1989年仍有700个学生，但1990年就只剩下500个左右，2011年仅200个学生。
“人数在1989年后开始下降，也可能想上这门课的人都已经来上了，就没有学生来报读了。”
事实上，马教授在2011年已经停授了这门课，在他和同事沈迈克合作讲授了两年“文革”通史《毛最后的革命》之后，他觉得厌烦了，“感觉自己像在背书，而学生们手头又有那本书，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其实我本可以用6卷书去写‘文革’本身。”但最终他接受了众多学者和学生的建议，把通史压缩成一卷，他解释道，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针对学界人士不同，这本“文革”通史的目标读者就是当时的学生和大众读者，另外也考虑方便携带等因素，因而不得不处理成精简版本。
实际上，在马教授开设“文革”课程的时候，美国市场上基本都是一些过时的“文革”研究书籍，特别是英文书，其中很多都是毛泽东和“文革”支持者基于预定立场的“文革”分析，导致课程使用的材料也有些过时，所以马教授与沈迈克教授决定利用现有的、越来越多的资料写成了一本通史。
马若德出身于英国贵族世家，一口纯正的英国贵族英语。采访当天天气有些凉，但他只穿长袖衬衣，把毛衣搭在肩上，毛衣袖子在胸前随意打了个结，坚持风度，直到采访中段才将毛衣穿上。采访开始时还十分绅士地提醒我录音笔放得太靠边了容易掉下来。在看了我为他拍的照片后，他笑着说，“嗯，我喜欢，看上去就像个中国老头。”
“文革”不是个绝妙的运动
南都周刊：我知道美国有一些左翼青年乃至左翼学者，认为中国的“文革”是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这是不是对“文革”的浪漫化想象？
马若德：我不认为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还会觉得“文革”是个民主的、绝妙的运动。他们的确这样想过，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曾经对“文革”评价很高。
1966年，越战越来越严重，很多美国年轻学者对政府很生气，开始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许多左翼团体形成。当时我在英国，但也知道这些。我想，这些左翼人士觉得美国的问题，就是华盛顿作为官僚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压迫外国人民，然后他们听说了“文革”，有个领导人尝试摆脱官僚体制，毛在解放人民，那么为什么这里就不行呢？
南都周刊：现在他们已修正了自己对于“文革”的看法？
马若德：在美国，这样的（浪漫化地认为“文革”是伟大的民主运动）人还是有一两个的，但是我需要很努力才能想起他们的名字。实际上，如果人们在1966-1967年间看过香港报纸，他们知道有尸体沿着河漂到香港去，他们知道有严重的暴力出现，但左翼人士选择视而不见。但是“文革”结束后，当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指责“文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醒过来。生活已经告诉他们真相，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已不愿意回想、承认自己支持过“文革”。
南都周刊：您的同事、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说，“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是毛泽东打下的。如果没有毛，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当建到第二层楼时，绝不应该否认第一层楼的价值和作用。”您赞同这个说法吗？
马若德：包括60年代左翼在内的所有人都会说，“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这是一个基于分析得出的事实，没有“文革”和它带来的混乱，没有缺失20年的教育等，邓小平可能就不会醒悟。没有“文革”，中国可能会变成像苏联那样，官僚系统巨大，前进缓慢。
我觉得她（裴宜理）是说，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在1950年代建立的，尽管许多中国人没有意识到。那时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我认为“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系统和经济基础结构带领着中国前进了很长一段路”这种说法是公正的，但我不完全赞同。因为其实毛泽东不喜欢官僚体制，他在“大跃进”的时候把五年计划抛开。毛泽东在195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指导了新经济的建立，但这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差点被他毁了。
有意思的是，在“文革”期间，我记得是除了1967和1974年，中国经济还是在发展，正因为经济基础已经建立。即使在危机和混乱中，普通人还是要讨生活。经济发展缓慢，但的确发展了，邓小平并不是从零开始接手的。他接手的是一个官僚盛行、没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原来发展得不好，但可以发展得更好，这一点在过去三十年已经得到证明。他重新激活经济，启用一系列政策将中国带上新方向。在邓小平之前没有人说“致富光荣”，没有儒家官员这么说过，也没有共产党领导人这么说过。
南都周刊：那么如果用简短的语言来概括，您自己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运动的？
马若德：可以用毛泽东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说“坏事变好事”。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可以说，“文革”是今天中国处于改革中的原因，因为中国之前已经在混乱和倒退的错误道路上走太远了，让中国的领导们决定做些改变。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要改革，实现祖国繁荣富强，要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学习，因为他们已经缺失了20年的教育，而我们缺失了20年的知识。不管做什么，“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毛在1950-1960年浪漫并且错误地认为，也许给人民松松绑，他们会变得有创造性，会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他们能自己发动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必须去组织。不过他的确有这个视野，我猜他想通过“文革”告诉党，看，这不是管理人民的办法，你应该让他们革命起来，让他们有主动性，自发性。尽管“文革”的方法很野蛮，但在某种意义上它部分地达到了这个目标。比起1950和1960年代，现在的人们更愿意站起来维权，争取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在这个层面上说，“文革”不只是触动了经济改革，也触动了更多的社会公民运动。
中国人需要建立新的身份认同
南都周刊：前段时间，大陆的左翼言论似乎活跃起来，让一些人担心“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当下一部分人会出现对“文革”的怀念？
马若德：有人怀念毛泽东，我认为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时候没有腐败，毛泽东很英明，大家一起穷也没有收入差异。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如果要摆脱官僚制度，需要借用一些“文革”的方式，破坏官僚制度的权力、打击腐败。腐败现在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但如果问人们，你想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武斗、袭击公民么？我想他们很可能会说不想。多数中国人多数时候 70 45166 70 31671 0 0 2189 0 0:00:20 0:00:14 0:00:06 6068 70 45166 70 31671 0 0 2051 0 0:00:22 0:00:15 0:00:07 3150 70 45166 70 31671 0 0 1886 0 0:00:23 0:00:16 0:00:07 2948是不想有动乱的，他们只想过自己的日子。
南都周刊：“文革”的时候，我们尝试抛弃中国传统，但现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儒学受热捧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马若德：毛泽东当时意识到了点什么并想抛开传统文化。但是他也认识到，要迅速抛开2000年根深蒂固的文化是做不到的，尽管他努力这么做。尽管在“文革”期间受到压抑，但儒家思想、家庭观念现在还是存在的。我不认为儒家思想消失过，在“文革”中它受到压制，但转入地下。当朋友们互相背叛，人们认识到唯一能依赖的人是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认为“文革”期间，家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强了。【编者注：即使有很多家庭悲剧发生，但从整体看或许的确如此，马若德的这一点非常犀利】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一些儒家思想是很重要的，比如人文主义的思想。目前这些思想可以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下受到鼓励，我也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认识到这一点。我自己的分析是，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官方采用的学说，是治国之方，也告诉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做，是将国家与人民联系起来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儒家学说远去，旧的意识形态又已经弱化，只有民族主义能够形成对人民的联系，“我们都恨日本人！”的确可以把人民和领导团结在一起，但这正是西方人担心的，这不是一种有远见的治国方式。
人们在找寻一种意识形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尽管他们不是每分每秒都在忧心忡忡，但人民需要薪水、面包之外的东西。现在儒学受到热捧，是人们在找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日常生活的指导。（记者洪玮 原载2013年4月《南都周刊》）